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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全民族抗战的大后方，大量厂矿、企业在抗战期间搬迁到云南。有关数据显示，1940年仅昆明地区的主要工厂企业就达80个，这一些企业成为战时重要的经济支柱和工业支柱，为抗日战争最终的伟大胜利提供了有力支撑。
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，原拟建于湖南湘潭的中央机器厂，因战局危急迁址云南昆明。1938年4月选定昆明北郊茨坝为厂址，同年5月，5000余吨器材从株洲起运，部分经广州、香港、越南海防转滇越铁路抵昆，工厂与仓库暂租民房维持运转。
1939年6月茨坝厂房建成，9月9日举行建厂典礼，成为中国首座大型国营机器制造厂，资源委员会称其“规模设备，在全国首屈一指”。迁建中，日军登陆越南后，存于海防的300余吨器材遭日军劫掠，1941年工厂又遭轰炸，但员工仍提出“意志不拔，坚挺到底”“致力生产，献身国防”“善用国家机器，创造民族武力”的行动口号坚持生产。1943年工厂进入鼎盛期，产品达6大类54种，达滇、川、康、陕、甘、黔、桂、湘等8省。
1953年，中央机器厂更名为昆明机床厂，产品填补多项机床工业空白，及时满足了各工业生产部门和国防科研的需要，远销42个国家和地区。
2022年中国通用技术集团重组昆明机床，2023年迁至杨林新基地，2024年营收突破5亿元。
1938年，国立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被迫南迁云南。此时，云南当局紧急提出创办钢厂的申请并很快获批。1939年，中国电力制钢厂正式成立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“钢铁突围战”就此打响。
选址昆明安宁时，工程师们看中的是当地丰富的水电资源和铁矿石储量。没有现成厂房，工人们就自己搭茅草棚；没有进口设备，就拆解报废火车头自制炼钢炉。白天头顶日军空袭警报，夜晚就着油灯调试设备，硬是在荒山野岭建起了一座现代化钢厂。
抗战期间，中国电力制钢厂生产的钢材供应了全国30%的军工需求。从1941年至1945年，工厂共生产主产品钢锭、钢材、钢铸件1443.173吨，其中仅钢材品种就有普通低碳钢、优质碳素钢、镍钢、镍铬钢、磁性钢、高速工具钢等。该厂的产品提供给军工系统的第二十一、二十三、五十二、五十三等兵工厂和第五军、战时生产局、国防工程处，以及中央机器厂、耀龙电力公司、云南纺织厂等48家工厂、公司和矿山，为支援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。
云南和平解放后，昆明市军管会接管电力制钢厂。1950年4月，电力制钢厂电炉恢复生产，为新中国提供急需的钢材。1953年与云南铁厂合并，1955年更名为昆明钢铁厂，昆钢的简称沿用至今。
1938年夏天，中国茶叶公司派专员郑鹤春与技师冯绍裘到云南调查。冯绍裘很快在凤庆县试制红茶成功，中国茶叶公司与云南省政府随即协商开发云南茶业。随着一系列工作的展开，云南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拟定在顺宁（今凤庆）、佛海（今勐海）及宜良三地设立茶厂。
1940年1月，“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佛海实验茶厂”正式成立。佛海茶厂的目标是生产红茶和老青砖，红茶卖给英国和美国，青砖卖给苏联，从而方便获得丰厚外汇给国家买武器打日寇。1941年，随着制茶机器的顺利运作，茶叶的生产、收购和外销工作也未曾间断。
自1940年起，勐海茶厂历经了“佛海实验茶厂”“佛海茶厂”“西双版纳茶厂”等十次更名，但始终与国家及中国茶叶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紧密相连，直至2004年企业改制，勐海茶厂由国企转变为自主经营的非公有制企业，走向了市场化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道路，并以勐海茶厂为核心组建成立了云南大益茶业集团，开启普洱茶行业新篇章。
与此同时，顺宁实验茶厂负责“滇红”的试制生产和运销工作。首批云南功夫红茶产出后，借鉴国内其他红茶产品多以产地命名的特色，同时又想借早晚红云寓意其中，故定名“云红”，运交国民政府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设在香港的富华公司转销伦敦，每磅以800便士高价出售，创国际红茶市场行情报价新高。1940年后以“滇红”定名，从此名冠全球。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和建设的需要，曾有“一吨滇红换10吨钢”的说法。
1934年8月，国民政府为发展飞机制造业，在杭州成立中美合资的中央飞机制造厂。1937年工厂遭日军轰炸后被迫西迁。1938年9月，监理邢契莘与总干事王巍受命赴瑞丽选址，勐卯土司代办刀京版无偿划出南宛河畔土地，各族同胞奋力赶工，半年建成含完整厂房、车间与机场跑道的飞机制造厂。
1939年7月，雷允飞机制造厂正式投产，成为中缅边境线上崛起的航空堡垒、飞虎队的后方核心阵地。1940年10月，厂区遭日军轰炸，飞机制造被迫停顿，经抢修次年恢复生产。1941年，该厂秘密协助组建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飞虎队。1942年缅甸战事失利，工厂被迫撤至昆明后解散。全厂累计组装、改装、维修战机260余架，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。
2001年，“滇西抗日战争雷允飞机制造厂遗址”纪念碑设立；2012年，遗址被公布为德宏州文物保护单位；2019年，入选“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（第二批）”，留存下珍贵的抗战工业记忆。
昆明电缆集团是中国民族工业史上首家电线电缆企业、第一根导线诞生地，被誉为“中国电线电缆工业的摇篮”。
20世纪30年代初，受“实业救国”浪潮推动，中央电工器材厂筹备委员会在昆明西郊马街子建厂。老一辈昆缆人赴英、德等国学技术、引设备，克服无技术无设备的困难建成工厂。1939年7月1日，中央电工器材厂第一厂投产，终结“洋电线”垄断，“昆电工牌”商标沿用至今。抗战期间，工厂遭日军轰炸与封锁，在危局下，员工及家属奋力抢修，保障生产，1939年至1945年共产导体4400吨、近20种产品，供应非敌占区市场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工厂多次更名，2009年定为昆明电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。其产品助力众多国之重器与重点项目，并出口数十个国家，是名副其实的“中国驰名商标”。2016年，集团迁至昆明高新区现代化园区，迈入人机一体化智能系统新纪元。
1936年，兵工署军用光学器材厂筹备处在南京成立。抗战爆发后，工厂辗转重庆、昆明柳坝，最终落户昆明海口。1939年元旦，中国第一个军用光学器材厂在这里诞生，肩负供应前线光学装备的使命。因空袭威胁，工厂凿开海口岩壁，建成13条总长近1800米的地下隧道。洞内，龚祖同带领团队攻关，仅3个月便造出完全国产“6×30”军用双筒望远镜，后续测远镜、炮瞄镜等器材不断由此送往前线。
这座代号“二九八”的工厂，创下多个“中国第一”，如第一条光学玻璃熔炼生产线、第一支红外变像管等，王希季等8位院士曾在此深耕。2016年，工厂旧址改建为中国光学历史博物馆，设主馆、厂史馆等四大区域。
如今，“国营二九八厂址旧址”已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单，参观者可在此感受中国光学事业从无到有、自强发展的脉动。
1939年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，西南成抗战后方，企业内迁催生大量水泥需求，但当时水泥全靠进口，云南因交通不便陷入“水泥荒”。
危急时刻，华中水泥厂厂长、留德专家王涛与云南富滇新银行行长缪云台联手，联合富滇新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交通银行、新华银行四家金融机构及华中水泥厂，成立昆明水泥股份有限公司。建厂之路受阻，订购设备遭日军截留，股东两次增资至300万元以渡难关。王涛与裘燮蕃、胡庆泉等工程师仅用3个月，完成中国首座自主设计的半机械化立窑水泥厂蓝图，选址昆阳海口磨盘山。
1940年12月，首台自主设计的2.5×10米立窑点火，终结“洋灰”依赖史，产出的水泥支撑着滇缅公路、机场、城市等建设，后为保障驼峰航线建设的物料供应，开通第二条生产线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该厂成为云南唯一水泥厂，孕育了中国最早的立窑技术，推动全国建成2000余台立窑，培养大批人才。2015年，为响应滇池治理主动停产。如今，老立窑入选省级文保单位、国家工业遗产，见证了民族工业的坚韧与生态转型。
1934年，留美归来的缪云台受命筹建云南首家现代机器纺织企业。他赴沪采购英美设备，经滇越铁路、滇缅公路运抵昆明。1937年，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纺织厂正式开工生产，终结了“洋布”充斥、手工土布衰落的百年历史。
1938年，云南省政府与富滇新银行集资，在纺织厂旁成立裕滇纺织股份有限公司，1940年投产，1942年建西山分厂扩能。1937年至1945年，两厂累计产棉纱1.42万吨、棉布985.5万米，成为战时军需民生的重要基地。其间，云纺为滇军第60军赶制400匹“飞鹰旗”布料，助力前线；作为西南联大实习基地，还多次捐物支援抗战；1944年赠飞虎队72条手帕、优惠供布。抗战后，两厂募集伤病军人善款，为返乡员工发带薪假与遣散费。
1950年，两厂合并为云南纺织厂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期重要棉纺基地，1989年棉纱产量超1.5万吨。1992年改制后建螺蛳湾批发商业市场；2013年转型文化商业，2017年定位“城市级超区域主题化文创商业中心”，获国家专项资金支持；2023年开启数字化转型，2024年获“云南老字号”等称号，续写辉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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